反思 城市真的“应当”是完美的吗

 作家刘心武     |      AG-ag真人-金沙AG

  上世纪80年代初,作家刘心武在小说《立体交叉桥》中描绘了一幅关于未来现代化大都市的景象,是关于立交桥、大马路和高楼大厦构造起来的想象。这是在逼仄、杂乱的空间苦熬的人们对于未来都市幸福生活乌托邦的想象。在今天看来,受80年代的这种城市乌托邦想象影响,破坏传统和环境的大拆大建造就千篇一律的都市风格,固然和行政官员们好大喜功的浮夸作风有直接关系,同时也表现了那个特定时期人们的希望和诉求。不过如果对这个时期城市建设风格进行具体研究就会发现,实际上这种完美的乌托邦之梦不仅仅属于当代中国。

  在一定历史和地理环境中共生的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冲突,在过去并不当做空间冲突。因为人们相信,这种冲突会因为各方在同一空间中共生而走向交融。人类学家们在解释文化冲突的发展趋势时最常用的术语是调适(adaptation)和涵化(acculturation),简言之,不同文化之间冲突的结果总归会是走向或杂交或吸收,最终融合为一体,共存于同一空间。

  但这种柯布西耶式的完美性未必是都市建设的优点。就在巴西利亚为筹办奥运会而摩拳擦掌的时候,有专家却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警告这个城市的“世界文化遗产”称号有可能被取消,因为许多区域原先设计的功能和形象正在遭到破坏。不符合规划的商业扩张侵蚀着文化和艺术的空间,杂乱的底层生活环境破坏着城市的审美形象。因此人们呼吁加强对城市建设和发展的管理。其实这并非是管理造成的问题,而是与完美性伴生的痼疾。

  至少从表面上看,中国似乎还没有哪个城市存在着这样麻烦的社会发展问题。当然,也没有哪个城市建设得如同巴西利亚一样完美。但城市发展中的矛盾其实都已存在。比如今年在京沪两地出现的关于异地高考问题之争就是其中一例。关于高中毕业生是否可以异地参加高考的问题,从社会公平而言似不应该有异议;如果说一时难以实施,那也应该是技术方面的问题。但实际上并不如此简单。当这个问题的解决进入实质性阶段时,却出现了强烈的反应:京沪有许多本地户籍市民坚决反对外地考生来参加高考,有人甚至模仿不久前香港本地人排斥内地人的口吻,斥外地考生是“蝗虫”。

  巴西利亚联邦区虽然总共有256万人口,但市区人口仅为27.7万。除了政府官员和能支付起高昂房价的富人,当年建新都的工人及其子孙大多居住在周边的8个卫星城里,每天早上要耽搁不少时间才能到达市区。这个城市为了完美而把大多数下层社会人口推到郊区,因为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困难而带来复杂的社会问题。有人这样形容巴西利亚:这无疑是一座美好的城市,但似乎居住着两个世界的人――一半人生活在这里,也不遗余力地享受着这样悠闲惬意的日子;另一半人渴望生活在这里,却难以负担,只能为他人的享受疲于奔命。“贫富差距”这个名词在巴西利亚得到了最突出的表现。据经合组织2011年统计,巴西贫富差距竟高达50倍,经济问题也不可避免地为这个国家带来了尖锐的社会矛盾,毒品、腐蚀了他们闲适欢乐的生活。可以说,正是过度完美的设计导致这个乌托邦遇到发展的难题。

  能否通过都市建设和社会改良解决这种文化冲突?有一部法国电影《暴力街区》(Ban-lieue 13)可以帮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这部2004年由吕克·贝松监制的影片讲的是2010年的巴黎:一堵高墙把犯罪率高的13区与其他地区隔离开来,那里没有了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到最后连警察都撤走了。故事中警察达米埃接到一个特殊任务,去13区除掉黑帮安置的一个爆炸系统。当他和正在设法救妹妹的雷托合作打败黑帮去拆除炸弹时,发现设置炸弹的其实是政府官员安置的,理由是“这里的人都是垃圾”。故事的结局当然在意料之中:炸弹被拆除,政府官员的阴谋失败并受到惩罚。而随着官员阴谋的曝光,13区的问题受到注意,高墙即将拆除,环境也将会改善。

  城市究竟是有机统一整体还是多元混生的假晶?迄今为止的各种城市建设规划都在想象一种统一的城市空间,或者说把统一空间作为城市建设的理想形态。在这种统一空间观念中,生活在都市里的不同文化群体尽管身份认同和生活方式都有不同,但都在同一空间内生存,或者可以纳入同一空间。城市规划建设的理想就是构建这样一种把不同群体容纳于其中的统一空间。在文化冲突尚未显现时,不同文化群体同处于一个城市空间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事实:富豪和乞丐难道真是“不共戴天”吗?然而当冲突出现后情况就变得复杂了。异地高考之争背后的原因是户籍居民与新移民各自的生活空间发生了挤压:户籍的限制本来构建出了合法居民生活空间中核心范围对于外来者的不可人性,因此在同一个城市生存的不同身份的人其实各自生活在不同的生活空间;人人可以进入的街道、公园、商场等公共场所其实是覆盖在不同空间外面的“假晶”。当身份冲突发生时,并置的空间就变成相互挤压状态,危机因此产生。

  这种道理究竟算似是而非还是似非而是?关键在于怎样评价这种“完美”观念:如果城市“应当”是完美的,那么“驱蝗”至少从城市美学的意义是合理的――但城市真的“应当”是完美的吗?20世纪的城市乌托邦观念在构造一种完美想象的时候,悄悄地制造出了一种都市道德:完美的、“光辉”的城市才是好城市。其实人们也明白乌托邦是实现不了的梦想,但通常认为一个美好的乌托邦有助于使生活走向更美好的方向。正因为如此,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便成为20世纪都市建设的普遍理想。

  然而问题不在于城市乌托邦超越了现实,而在于这种梦想的前提是对城市的误读。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城市一直被想象为一种有机统一体:全部空间和其中的居民及其生活都按照一定关系相互联系、组织成为一个整体。城市建设的目标把这个整体按照一种理想组织和建设得更完美。但《空间生产》的作者列斐伏尔告诉我们的是,城市空间并非一个整体。在一般人感知到的空间(“第一空间”)和想象中的空间(“第二空间”)之外,还存在着隐秘的、非符码化的第三空间。这是游离于人们通常的感知视野之外的空间,因而也脱离了空间的整体性关系。福柯把这种空间称为“另类空间”(other spaces),处在与人们习惯的现实空间相对的位置。在福柯看来,当代空间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各种相对独立空间的并置、交叉混生的关系,而不再是传统想象中的统一时空秩序。沿着列斐伏尔和福柯的空间思路继续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完美统一的城市空间其实是一种假象。真正现实的空间就是并置混生的复杂关系。巴西利亚的难题和京沪异地高考之争所显示的矛盾,是当代都市的现实与乌托邦观念的深层冲突。

  现代建筑与城市规划设计大师柯布西耶早就提出建设完美城市的理想,他把这种完美城市乌托邦称作“光辉城市”。他在《光辉城市》一书中细致地描述了一种由他设计的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完美城市图像。这是20世纪初的未来主义艺术家共同的现代乌托邦想象。中国从80年代开始的“国际化大都市”热,想象的根据就在柯布西耶“光辉城市”式的完美乌托邦中。在这个时期的都市乌托邦化建设热潮中,中国的城市甚至还不算是最高境界的乌托邦。巴西首都巴西利亚更突出地体现出“光辉城市”的特征,它因为整体规划的完美、建筑设计的前卫和高科技的应用而超越了当今世界上所有都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上最年轻的“世界文化遗产”。

  但有的学者却不这样认为。德国学者在百年前写下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就提出了另外一种关于不同文化共生关系的观念,他用一个矿物学术语称之为“假晶现象”(pseudomor-phism)。假晶现象原是特指一种岩石的熔岩注入它种岩石的缝隙和空洞中,以致造成了一种混生的形态,表面看是一种岩石结晶,内部却是另一种结晶。斯宾格勒用来指在一个共同的生存空间,两种或多种文化相互冲突、挤压的形态。假晶的实质就是尽管混生却并没有真正融合,往往只是形成某种融合或单一化的假象。他举到的一个假晶现象的例子很耐人寻味,就是俄罗斯:在他看来,圣彼得堡代表了俄罗斯文化的西方化和理性化的一面,代表人物是托尔斯泰,他是俄罗斯近代精英“远离土地”的象征;而莫斯科则代表了俄罗斯文化中传统的东正教的神秘主义文化,代表人物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就是土地”。斯宾格勒通过对俄罗斯文化中假晶现象的分析,发现了城市文化内部各种因子之间的不同质性和非融合性。十月革命之后,斯宾格勒关于俄罗斯文化的分析似乎遇到了困境:人们很难分析一个高度统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内部文化的差异及其相互关系。尽管世易时移,在过了一百多年后的2012年的俄罗斯总统大选中,围绕着各阶层对普京的态度,我们似乎又看到了那种文化混生的假晶形态内在的对立和冲突。

  巴西利亚:这无疑是一座美好的城市,但似乎居住着两个世界的人――一半人不道余力地享受着悠闲惬意的日子;另一半人渴望生活在这里,却难以负担,只能为他人的享受疲于奔命。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347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电影的卖点是演员的专业“跑酷”表演,但故事的社会意义内涵同样值得注意。政府官员企图通过栽赃的爆炸一石两鸟,既灭了黑帮又清除了一个都市的毒瘤;在反人道的杀戮行为背后却是企图净化城市的目的。这使得我们不得不思考:对于政府策划的这桩恶行,城市里生活在那些文明街区的居民们心里是怎样想的?电影通过光明的尾巴告诉人们,杀戮当然是罪恶,但城市的黑暗角落毕竟需要改造,不过可以用更人性的方式进行改造。但稍微想想就会明白:即使拆墙改造13区,也不过是使这个街区回到围墙之前――谁能保证这不过是一轮新的循环?13区是都市空间的“后台”(吉登斯语),是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就已经关注到的都市的底层空间。炸毁这个空间不仅是反人道的,对于都市建设来说也没有好处。没有底层空间的都市其实是不现实的。可能在冲突的循环中逐渐改善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更合理的期待。

  如何看待这些强烈反对外地“蝗虫”掠食自己利益的本地居民言论?从道义上讲,这些“驱蝗”的言论明显带有地域歧视色彩,而且违反了社会公平原则,显然是不道德的。比较理性的户籍居民通常倾向于把这些言论归为少数极端分子的过激态度。但问题的实质在于,说出这些极端言论的人可能是少数,并不等于持有这种观点和立场的人也是少数。中国大都市居民与其他城镇乡村居民之间在社会福利方面的不平等由来已久,高考也并非最严重的问题。但异地高考矛盾的发生却是一个新的问题,实际上是在都市发展过程形成和日益激化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与空间挤压的问题。对于反对外地“蝗虫”的人来说,大都市是属于户籍居民的。支撑这种歧视性偏见的认知基础是一种完整空间意识:把整个都市空间想象为特定物质环境与一定历史、生活方式和规模的居民构成的有机统一关系,存在着某种没有被“侵入”前的完美整体状态。这种完美状态使老居民具有强烈的归属感与一体感,蜂拥而来的外地人如蝗虫一般在破坏着城市原有的完美状态。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破坏城市完美性的“蝗虫”才是不道德的。

  人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美好的环境中,但创造美好的城市生活未必意味着建设一个完美城市。完美、统一可能只不过是都市文化的假晶形态。列斐伏尔和福柯等人的空间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城市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有机统一体,而是多种空间并置、混生,多种文化相互冲突挤压的生态环境。当代都市文化建设的目标不应该是完美的乌托邦,而应当是在承认、面对多元文化共生的前提下建设生态和谐的文明城市。这里所说的生态和谐不是指文化融合的统一形态,而是各种文化并置混生的多元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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